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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尼．史托宾洛夫，20岁，出生时就感染了爱滋病病毒 (HIV)。在宣传自由和安全群众活动的社会抗议运动「我们为诉求奔走」中，对着扩音器发表讲话：「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是 ──── 我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、开放和安全的城市。」

我是雅娜．柏恩菲洛娃，来自乌克兰。我于1997年10月20日出生，那时已感染了爱滋病病毒（HIV）。我是青少年组织 Teenergizer 的创办人，我们服务的青少年包括那些爱滋病病毒感染者。我小时候，曾经以为自己会死。当时，不论是我的朋友还是乌克兰的社会都对爱滋病病毒所知不多。于大部分人而言，爱滋病病毒等同于爱滋病。我的母亲为感染爱滋病病毒的儿童组织互助小组，让我明白到致命的，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是爱滋病病毒，而是无知。

从前上学时，一位朋友的祖母在我背后谈论我，她看到我服用治疗药物后，就对我的老师和同学説我是个毒贩。另外，在生物课上讨论爱滋病病毒时，我的老师对大家说：「我希望你们不会在生命中遇到一个爱滋病病毒感染者。」简而言之，我从日常生活中遭遇过不平等和歧视。但歧视並非唯一的问题；「自我污名」亦令情况恶化。举例来説，当我跟其他感染爱滋病病毒的朋友拍照，我会认为我们应当遮掩自己的样子，这样別人才认不出我们。事实上，单凭照片根本不可能认出谁是爱滋病病毒感染者。然而，这种恐惧却令我们无法接纳自己。

简单来説，我属于一个被社会不抱寄望，亦无所参照的人。有些时候，对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经济援助会完全停止。我因而渴望能举办一场运动改变现状，令感染爱滋病病毒的青年能于与其他青年相处时，不用隐瞒身份。让所有乌克兰青少年透过此运动得到一个安全空间。

「青少年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与他人无异」

小时候，每逢新年我都有机会许愿。我的愿望是与乌克兰所有青少年爱滋病病毒感染者见面。一周后，我们成功组织了一次有10名青少年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参加的会议。于我而言，这是我在自我接纳及成为社运的活跃份子上迈出的第一步；而对青少年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来说，这成为了日后Teenergizer团队的第一次会议。

我接触了我的朋友甚至街上的陌生人，告诉他们，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切都能改变。我尽我所能推广创办 Teenergizer 青少年社团的想法。你们知道吗？事情终于开始有所变化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情况並不乐观。我们沒有得到持份者的任何支持。儘管政府人员在面对我们时都点头微笑，並承诺向我们提供帮助，然而，一切也就仅限于纸上谈兵，沒有实际行动。可见我们根本得不到他们的重视。庆幸的是，现在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团队，並准备好随时采取相应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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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娜（图右）和同事们在位于乌克兰基辅的 Teenergizer 青少年社团办公室裏。Teenergizer 的工作对象包括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内的所有青少年，旨在为他们提供性教育，以及提高他们对爱滋病病毒传播的认识。

 

Teenergizer 目前有两个工作方向：一是爱滋病病毒；二是青少年的自我发展。我决定将 Teenergizer 的工作范围推阔至爱滋病病毒和爱滋病以外。这种想法背后要传递的信息很简单 ──── 「青少年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与他人无异」，我们並不是怪物，我们不需要「特殊友谊」或「特殊理解」。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，就是对自己的歧视。我们总是忘记，爱滋病病毒不会把原来的一个人化成另一个人。爱滋病病毒就仅仅是一种病毒而已。这亦解释了为何我们的团队中有一半人是爱滋病病毒感染者，而另一半人则不是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。

五年前，我们与东欧和中亚地区的青少年携手共同抗击爱滋病。现在，我们准备好再走前一步。我们将会参与爱滋病病毒社群的全球活动 “AIDS 2018”。根据以往经验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能让世界听到我们声音的唯一途径便是「团结」。对我们所在地区的青少年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来说，人生中首次参加如此影响深远的活动无疑会是一项独特的体验。我希望，在大会的倡议下，我们的青少年在参会后能给下一代青少年带来机会。为了更美好的明天，我们这一代，还需走得更远。

雅娜．柏恩菲洛娃（Yana Panfilova）是乌克兰基辅劳动、社会关係与旅游学院的学生，同时也是一名青年爱滋病社运人士。作为青少年组织 "Teenergizer" 的创办人，自2015年以来，她一直担任全球青年爱滋病病毒感染者论坛（Y+）指导委员会委员。此外，雅娜还曾在2016年联合国大会关于终结爱滋病的高级別会议上发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