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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尼．史托賓洛夫，20歲，出生時就感染了愛滋病病毒 (HIV)。在宣傳自由和安全群眾活動的社會抗議運動「我們為訴求奔走」中，對着擴音器發表講話：「我今天站在這裡的原因是 ──── 我希望生活在一個自由、開放和安全的城市。」

我是雅娜．柏恩菲洛娃，來自烏克蘭。我於1997年10月20日出生，那時已感染了愛滋病病毒（HIV）。我是青少年組織 Teenergizer 的創辦人，我們服務的青少年包括那些愛滋病病毒感染者。我小時候，曾經以為自己會死。當時，不論是我的朋友還是烏克蘭的社會都對愛滋病病毒所知不多。於大部分人而言，愛滋病病毒等同於愛滋病。我的母親為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兒童組織互助小組，讓我明白到致命的，很多時候都不一定是愛滋病病毒，而是無知。

從前上學時，一位朋友的祖母在我背後談論我，她看到我服用治療藥物後，就對我的老師和同學説我是個毒販。另外，在生物課上討論愛滋病病毒時，我的老師對大家說：「我希望你們不會在生命中遇到一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。」簡而言之，我從日常生活中遭遇過不平等和歧視。但歧視並非唯一的問題；「自我污名」亦令情況惡化。舉例來説，當我跟其他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朋友拍照，我會認為我們應當遮掩自己的樣子，這樣別人才認不出我們。事實上，單憑照片根本不可能認出誰是愛滋病病毒感染者。然而，這種恐懼卻令我們無法接納自己。

簡單來説，我屬於一個被社會不抱寄望，亦無所參照的人。有些時候，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經濟援助會完全停止。我因而渴望能舉辦一場運動改變現狀，令感染愛滋病病毒的青年能於與其他青年相處時，不用隱瞞身份。讓所有烏克蘭青少年透過此運動得到一個安全空間。

「青少年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與他人無異」

小時候，每逢新年我都有機會許願。我的願望是與烏克蘭所有青少年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見面。一周後，我們成功組織了一次有10名青少年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參加的會議。於我而言，這是我在自我接納及成為社運的活躍份子上邁出的第一步；而對青少年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來說，這成為了日後Teenergizer團隊的第一次會議。

我接觸了我的朋友甚至街上的陌生人，告訴他們，只要我們一起努力，一切都能改變。我盡我所能推廣創辦 Teenergizer 青少年社團的想法。你們知道嗎？事情終於開始有所變化。說實話，一開始情況並不樂觀。我們沒有得到持份者的任何支持。儘管政府人員在面對我們時都點頭微笑，並承諾向我們提供幫助，然而，一切也就僅限於紙上談兵，沒有實際行動。可見我們根本得不到他們的重視。慶幸的是，現在我們擁有一個強大的團隊，並準備好隨時採取相應行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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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娜（圖右）和同事們在位於烏克蘭基輔的 Teenergizer 青少年社團辦公室裏。Teenergizer 的工作對象包括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內的所有青少年，旨在為他們提供性教育，以及提高他們對愛滋病病毒傳播的認識。

 

Teenergizer 目前有兩個工作方向：一是愛滋病病毒；二是青少年的自我發展。我決定將 Teenergizer 的工作範圍推闊至愛滋病病毒和愛滋病以外。這種想法背後要傳遞的信息很簡單 ──── 「青少年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與他人無異」，我們並不是怪物，我們不需要「特殊友誼」或「特殊理解」。將自己與他人區分開來，就是對自己的歧視。我們總是忘記，愛滋病病毒不會把原來的一個人化成另一個人。愛滋病病毒就僅僅是一種病毒而已。這亦解釋了為何我們的團隊中有一半人是愛滋病病毒感染者，而另一半人則不是。我們每個人都是平等的。

五年前，我們與東歐和中亞地區的青少年攜手共同抗擊愛滋病。現在，我們準備好再走前一步。我們將會參與愛滋病病毒社群的全球活動 “AIDS 2018”。根據以往經驗，我可以肯定地說，能讓世界聽到我們聲音的唯一途徑便是「團結」。對我們所在地區的青少年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來說，人生中首次參加如此影響深遠的活動無疑會是一項獨特的體驗。我希望，在大會的倡議下，我們的青少年在參會後能給下一代青少年帶來機會。為了更美好的明天，我們這一代，還需走得更遠。

雅娜．柏恩菲洛娃（Yana Panfilova）是烏克蘭基輔勞動、社會關係與旅遊學院的學生，同時也是一名青年愛滋病社運人士。作為青少年組織 "Teenergizer" 的創辦人，自2015年以來，她一直擔任全球青年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論壇（Y+）指導委員會委員。此外，雅娜還曾在2016年聯合國大會關於終結愛滋病的高級別會議上發言。